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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

时间:2018-11-22 14:43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深圳的急迫可以理解。同为一线城市,和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深圳可以说是“高校洼地”了。但培育高校所需的财政支出也并非一笔小数目——据陈如桂透露,2018年深圳全市财政预算支出将安排教育支出634亿元,占深圳全市财政支出的16%左右,比2017年增长25%。
  对于不少城市而言,高校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人才培养和创新推动。但对于人才吸引力和创新能力皆位于全国前列的深圳来说,为何还需要更多高校?
  城市的高校争夺战,中国城市间的“高校争夺战”早已打响。2015年,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场轰轰烈烈的高校外迁开启。当年,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领头,率先向郊区疏解学生。深圳的大学够吗?这个问题,曾经或现任的深圳主政者在今年都有提及。前段时间,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张思平说,深圳“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并不妨碍深圳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
  而在更早的1月,深圳现任市长陈如桂则认为,高校是深圳教育事业的短板,与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不相适应,正在加大投入。
  11月13日,深圳市教育局发布《2018年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思路》称,深圳将加快深圳创意设计学院、深圳师范学院、深圳音乐学院筹建进度。此外,还将加快推进与中科院合作共建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此外,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深圳还启动筹建深圳创意设计学院、深圳师范学院、深圳音乐学院。
  事实上,早在2016年深圳发布的《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到2025年,深圳高校将达到20所左右。深圳现有高校13所,若推进中的高校均能在2025年前完成建设,那么,上述目标便可达成。
  
  这给更多省份的非省会城市带来发展的新思路:当资源愈加集中的省会城市难以满足高校扩张发展的需求,非省会城市可以通过合作办学、承接部分研究机构的方式,实现这些高校资源的转移。
  在新的机遇面前,深圳与青岛两城走上引进高校的前列:
  2016年初,青岛出台《关于加快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当地高等教育机构(含军事院校)总数由目前的25所增加至50所以上;同年,深圳出台《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定下2025年高校达到20所的目标。
  争夺高校,到底在争什么?如果看两年来两座城市高校的发展情况,青岛引进并运行了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四川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青岛研究院、以及上海财经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天津大学青岛海洋技术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青岛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院、吉林大学青岛汽车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等;而深圳最为突出的则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至少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结论:
  城市在引进高校时,研究院是一种常见的合作模式;而在青岛,这些研究院大部分都与城市重点发展的行业相契合,比如海洋开发、信息技术等领域。
  合办的研究院,有助于提升城市在基础研发领域的能力。例如,办学四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引进了包括诺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国家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在内的260多名国际一流人才。他们不仅带来了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图灵奖科学家实验室等国际一流科研创新平台,同时吸引了各级各类项目总经费超过8亿元。
  基础研发确实是深圳的弱项。在中国国际城市化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李津逵看来,
  “ 人类的创新可以分成“KNOW WHY”(原理性突破)、“KNOW HOW”(设计突破)和“KNOW WHAT”(制造的成熟化标准化)三个阶段,唯独在第一个阶段,深圳“乏善可陈”。例如,用WFC指数来看,深圳没有一家大学或都科研院所在全国榜上有名,也就是说,深圳缺少在科学论文和科学实验的突破性进展。”
  作为创新高地,深圳同样需要推动基础研发的创新,李津逵认为这也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责任。“有了高校就有了长期不受当下市场左右的研究领域,就有可能补上这基础性的创新短板。”他说,“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试验深圳的市场机制是否也可以同时释放出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这对整个国家走上创新驱动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引才机制再升级,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高校能够为其培育出大量人才。正所谓“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有什么样的人才,将决定城市发展的格局与潜力。
  但以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显然无法解释深圳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事实上,稀缺的高校资源没能阻碍人才在深圳的聚集,这与深圳的特区优势密不可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指出,2000年前后,发达的风险投资行业所带来的资金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项目在深圳落户,这为深圳带来了大量人才。
  时至今日,这种“项目带人”的机制在深圳吸引人才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去年,深圳共引进应届毕业生与市外在职人员超过23万人,其中,华为、腾讯、富士康、比亚迪、中兴通讯等高科技企业是人才引进“大户”。
  但随着各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这种方式可能面临挑战。林江认为,“ 深圳引以为傲的资金优势,在许多城市巨额的奖励金面前,作用大打折扣。”
  比如,成都对诺贝尔获得者等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的,给予最高1亿元的综合资助;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等来蓉创新创业或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家、科技人才,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资助。
  “动力不足使深圳不能只靠引进,必须通过开办大学来培养人才。”林江说。
  与此同时,随着深圳经济发展的不断升级,人才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虎坦言,深圳高层次产业人才缺口达30万,同时,高技能人才也有很大的短板。
  深圳正在争取正式去筹设立的深圳技术大学,明显就是为了堵住技能人才的缺口;正在筹建当中的深圳创意设计学院、深圳音乐学院等,则能够推动深圳“艺术沙漠”现状的改善;而各类研究院、高等院校的设立,则能够为高端人才提供科创的载体,满足深圳对高层次产业人才的需求。
  林江所在的中山大学,亦在深圳建立新校区。他认为,像中山大学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能够为深圳提供引才的平台。
  “ 有高校作为平台,来自世界一流名校的专家学者才可能前来进行学术交流,提升深圳的科研和学术水平。在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这些都是深圳必不可少的资源。”林江说。
  传统高校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创新机制、推动创意落地方面拥有独特优势的深圳,对于高校而言,也是新的发展机遇。
  2016年正式开办本科教学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就是一例。在今年招生中,它的成绩令人惊异——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哈工大本部。
  在许多人看来,这也是哈工大在深圳设立分校的原因之一:利用深圳在地理位置、企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哈工大吸收优质资源的能力。
  事实上,跨地区设立分校已成为许多传统名校适应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的一项破解之道。
  在中外合作办学上,从宁波诺丁汉大学、到去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的杜克昆山大学,均是传统名校在拓展自身发展可能性上做出的尝试。这种模式有助于学校扩大优秀生源、提高校企地合作有效性、以及增加学校收入等。《首届中国早产儿健康管理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深圳市卫计委、中国知名新生儿领域等多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该论坛,讨论并关注中国早产儿的健康管理问题,并呼吁全社会关注早产儿健康事业。
 2018年11月17日是第八届世界早产儿日,据世卫组织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出生1500多万早产儿,其中,中国每年早产儿出生率约为10%。深圳市宝安区卫计局局长杨北兵表示,随着两孩政策的落实,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早产儿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早产儿越来越多,每一个早产儿可以说是“早到的天使”,都需要特别呵护的天使。杨北兵还介绍,作为深圳大区,宝安妇幼保健院是全市生产小孩最多的医院之一,因此宝安在妇幼保健方面投入了一个多亿,做好妇女儿童保障工作,特别是早产儿健康管理工作。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长陈资全表示,早产儿成为普遍社会现象,关系到国家人口素质,举办《首届中国早产儿健康管理高峰论坛》,就是希望通过“早产儿健康管理宝安模式”的推广,以及社会协助力量的后续公益接力,让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早产儿现象和早产儿家庭,控制早产儿的发生率,降低早产儿的死亡率,在实现人口增长的同时从根源上提升人口素质。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院长陈旭介绍,“宝安妇幼”一直关心关注早产儿健康事业,近年来,不断摸索与学习,形成了一套早产儿预防、治疗、后期随访的“早产儿健康管理宝安模式”,系统性、连续性和多学科照护,从产前管理,甚至从婚前就开始进行干预,一直到孕产保健。
  陈旭表示,宝安妇幼保健院还推动提高家长对早产儿随访的依从性,并通过系统性的随访、早期发展促进、康复治疗和服务体系为早产儿的生长黄金期保驾护航,进一步完善医教结合、家院结合的一体化防治体系和志愿者服务体系。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孙美华表示,宝安妇幼保健院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做法,希望每一家有早产孩子的医院,能够像宝安妇幼这样把信息化的基础工作做好,建立随访门诊,把这种助力成长的模式带回去,救治更多的早产儿。
  “早产儿目标不光是要存活,而且还要没有后遗症。”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院长,知名新生儿领域专家封志纯教授在论坛上分享了早产儿的救治问题。
  封志纯认为,早产儿要实行全程无缝管理,包括产前,孕期保健,体制激素应用,产房处理,NICU处理以及出院后的宣讲随访,家庭养疗等。对于早产儿的救治,封志纯总结为,“一个要有好的救治条件,一个要有连续的救治和看护。”
  “早产儿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率是11%。”中国新生儿科领域知名专家,武汉同济医院儿科教授常立文在主题演讲《中国早产儿现状分析与应对》中介绍,早产儿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共问题,我国的早产儿发生率也在明显上升,由5%上升到10%,每年有150万早产儿出生,数仅次于印度。
  常立文表示,早产儿有几个原因。第一,跟妈妈的孕期有关系,特别是感染;第二,跟吸毒酗酒有关;第三,与外伤、过度劳累及多胎等;第四,和母亲年龄有关系;第五,和种族和遗传有关系。
  据悉,本次大会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主办,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巡视员王巧梅、国家卫健委卫生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贺晓慧、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教授杨茹莱等嘉宾也出席了该论坛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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